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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取罗马
更新时间:2020-09-08浏览次数:

  【编者案】习远仄总布告指出,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,文明因互鉴而丰盛。文明交换互鉴,是推动听类文明提高和天下战争发作的主要能源”。中央社会主义教院(中汉文化学院)最近几年来设破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讨课题,从学理上探访中西文明的根源,以近况自负提降文明自信,以文化自疑强化实践、造度和途径自信。日前,中心社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少潘岳同道为行将出书的研究结果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拟”做序,商量秦汉管理之道与罗马衰衰之由,廓清“东方核心主义”对付中汉文明的成见与误判,呐喊中西文明应该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,既寻觅各自的改良之途,更淬炼人类独特价值,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  媒介

  《历史的闭幕》作家祸山近些年来多次撰文指出,中国制度存在“强大的国家能力”,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“现代国家”,先于欧洲1800年[1]。“现代”是指一套非血缘、依法理、科层明确、权责清楚的感性化官僚体系。

 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。欧洲史上,但凡追求建立大规模政治体时,无不以罗马为精神意味。从查理曼大帝到崇高罗马帝国,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。就是在今天,世界秩序还被人视为“米国治下的和平”(Pax Americana)[2],其词源正是“罗马部属的和平”(PaxRomana)。

 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,都须要处置土地吞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、中央和处所的关系、政权与军阀的关联、下层与基层的关系、外乡文化与当地宗教的关系。但二者的结果完全纷歧样。罗马之后再无罗马,只要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启建各国。而秦汉之后却持续崛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。

  相似的基础,相似的挑衅,不同的路径,不同的结果,是本文的主题。

  第一章 两大文明

  (一)秦汉基层之治

  2002年,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,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。在一口废井里,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(里耶秦简)。这是继秦始皇戎马俑之后第二个严重发现,使人们能近距离观看秦朝基层政权。

  里耶古城,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“迁陵县”。城很小,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末大。全县生齿不过三四千。秦朝在这里竟然设立了完全的一县三城机构,在编官吏多达103人[3]。这些秦吏构造国民开开辟地,但究竟深谷幽谷地步少,费了牛劲才到达户均35古亩,还不到其时“一夫百亩”通制的三分之一。税率只有8.3%[4],相称于十二税一,比周朝的“十税一”还少。一个县每一年新删的税支,只相称于6.5户人家一年的心粮。从经济角度讲,为如许一起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。

 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。考古学家清算出一支竹简,记载了本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收的动物“枝枸”(雅称“拐枣”),但秦吏仍当真描写了它的性状、地位、产果情况,录入了官方档案(“下广一亩,格广半亩,高丈二尺。去乡七里。丗四年不实”)。这体现了一种尽力而为探明山水物产的使命感。秦吏们一步步开辟领土、编户人民、绘出舆图交给上司的“郡”。“郡”再将部属各县的地图归并成“舆地图”,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。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,还要处理纷纷庞杂的民政司法事件。秦法十分齐备,不但有法条,还有判例,还有上诉制度。公差们必须严厉遵章任务。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分留底检验;如沉事重判和重事轻判,都属于“不直”之功,法条相互抵触时,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。在两千年前,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致化世所仅见。

  县乡小吏还常轮岗。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,记录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[5]。103人的体例,历久空额49人。秦把天下差遣得很苦,把自己使令得同样苦。但也只有这类玩命苦干的“苛政”,能力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、书同文、行同伦,整治山川,建筑路网。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害的基础举措措施,本钱却由这一代人背负。人民就义之惨烈,心灵之疼痛,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。历史评估,从来不仅是情理,还有情感。秦灭亡时,天下没有人爱它。

  项羽灭了秦后希望规复分封制。他不想管理如此大的天下,只想回到生悉的水土做封建贵爵。而战胜项羽的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,反而因循了秦制大一统。他与项羽最大的不同,项羽是贵族,他是小吏,当过沛县的一个亭长(相当于派出所长)。他的主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,萧何是主吏,曹参是牢头。他们最明白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联合;他们最熟习郡县制的运作;他们最明瞭百姓的需要;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神秘。所以在攻入咸阳时,萧何不要金银玉帛,只掠夺秦廷收藏的律令、地图和编户册。汉朝正是依靠这些材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。

  基层政权出天下。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。

  (二)罗马国家之治

  和秦汉同时,罗马突起为地中海霸主。

  秦汉与罗马,是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大体同期的古代文明。两者的人口与地区规模也相似。罗马帝国晚期,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抵是5000-6000万[6]。秦汉的人口(西汉末年尺度)也在5000-6000万[7]。

  很多人认为,中国是黄色农业文明,希腊罗马是蓝色商贸文明,好像从泉源就有好坏之分。并非如此。从1960年月开始,西方古史学界的共识是,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1000年的希腊罗马都是农业社会,商贸只是很小的弥补。“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,社会结构中家庭盘踞首位,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自足为目的。大多半财富来自土地的房钱和税收。贸易规模狭窄,即便商人因贸易发家,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。真实的城市人口从不曾跨越总人口5%,并且城市是作为花费中央而非生产中心存在[8]。”这跟秦汉无比相似。

  希腊出哲学家,罗马出农民加战士。罗马大兵打各处中海,只求服役后有块土地,归去种橄榄与葡萄。就像秦汉的大兵,交兵是为了日后能“退役还乡”。

 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,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华的谋生。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期,商人不能进元老院。贵族交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置土地搞大庄园。农业不是营生,而是田野生活之歌。秦汉更是如此,农为本,商为末。商人很少仕进,而书生的官做得再大,理想还是“耕读传家”。

  罗马人搞不出周密的宗教和科学,所长是工程、战争和国家治理。希腊留下的陈迹是神庙、竞技场和戏院,而罗马留下的是班师门、斗兽场与浴场。秦汉也一样。关注现实、经营国家、构筑长城、发明炸药,但始终不以逻辑学与迷信见长。

 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,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。罗马超出希腊城邦政治,建立了宪制权要体制与私法体系,塑造了初期的西方市民社会。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,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点、制度、法令上的政治源流。英国革命时的“大洋国”蓝图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;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们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;米国参议院与总控制有着元老院和尾席执政官的影子。直到20世纪,好国左翼学界还在争辩,开国原则究竟遵守罗马式古典共和,还是启蒙运动的民主做作权力。在西方政治文明中,罗马的魅影从未消散过。

  第发布章 罗马共和

  (一)土地与内战

  公元前206年,在中国楚汉相争的同时,罗马正进行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第二次布匿战争。之后用了50余年,罗马终于灭亡了迦太基,盘据了马其顿,成为了地中海霸主。重要的是,在称赞过程当中,罗马始终维系着共和制。

  史家波利比黑斯说,罗马的成功是因为实施“混杂政制”,融合了王权制、贵族制、民主制。执政官代表王权,元老院代表贵族,公民大会代表民主。执政官掌握对外军事权,元老院掌握财权,公民大会掌握可决权,三种力量互相制衡。罗马人相信,各方利益摩擦是保证自由强大的“需要罪行”[9],且“冲突”最终必能告竣“联结”。罗马早期的矛盾确是平和可控的。比方,罗马平民战士和元老院做奋斗的方法,是在兵戈前“集体歇工”提前提,元老院也乐意做出妥协让出部分权利,因为战争成功与殖民扩大会带来更大利益。近200年时间里,罗马共和制度内,不管执政官、贵族和平民吵得如许强健,面对外祸时总能勾结起来。

  曲到公元前一世纪,罗马人突然发现,抵触变得不再容易让步了。公元前88年到公元前31年,罗马进入“内战时期”。[10]马略和苏拉斗了6年;庞培、凯撒、克拉苏斗了16年[11];安东尼、雷必达、屋大维又斗了13年[12],在西汉成帝年间(公元前27年)[13],罗马最终改变成帝制[14]。为什么从前150年内武士每每打内战,当初却要刀口向内鱼死网破呢?

  因为土地。

  一个半世纪的海内征服,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玉帛带回本土,产生了大规模的“奴隶大庄园农业”。“大庄园”的效力技巧远超小农,以至大批小农破产,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,加重了土地兼并。罗马平民,匆匆成了罗马贫民,最终成了罗马流民。流民最佳的前途就是从戎。哪个将军能带回更多的战利品,罗马战士就为哪一个将军而战,想打谁都成。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叛乱成了将军们的义务兵。

 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。过去曾有一条法律,要求征服来的土地应在贵族与平民间公正分配,并规定贵族拥有的土地下限,但这条法律从未被执行过[15]。凡想履行这条法律的人,哪怕是贵族也会被杀,如格拉古兄弟。

  在王权、贵族、平民三种力量中,最强大的还是贵族。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一百年间,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于58个贵族世家[16]。这种可以“造王”的世袭贵族,在中国称之为“门阀”。选举制度不但没能减弱门阀,反而增强了门阀。因为推举需要发动投票。门阀包庇了大量人口,又有钱贿买选票,最有机遇选上保民官。

  马基雅维利说,罗马贵族乐意在声誉上向平民妥协,但在产业上从来分绝不让斗争到底[17]。在外部分配土地,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罗马人最惧怕的事。横竖都要构兵,还不如对外殖民。史家芬利说,“只要可能,罗马人情愿殖民,而不是重新分配土地。殖民是排除内战最好的平安阀,也是政治安静和稳固的症结。”[18]正因如此,罗马流民最终投靠了军阀。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,也只有军阀能逼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。

  在官僚无法取得共识的地方,军阀退场了。

  (二)以自由的表面

  在前三头与后三头争雄时代,有一个哲学家和雄辩家一直贯串个中,他是西塞罗,是古典共和之父,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精力奇像。

  但西塞罗不是贵族,而是“骑士”。所谓骑士,出自希腊罗马“有产业者出马队”的风俗。骑士古而有之,但作为一个财富阶级,是在罗马小农停业的兴墟上发财的。他们虽有钱,却很少有贵族的从政资历。

  西塞罗是个破例——他是雄辩天才。他曾追随希腊雄辩大师进修,大师教完他后孤独地说,我为希腊感到悲痛,因为希腊唯一的荣光也转归罗马。学成后,他依附雄辩术成为大状师,用二十年广结人脉,最终以司法领袖的身份博得竞选,成为执政官(公元前63年)[19],一度被尊称为“罗马国父”。

  西塞罗在罗马政坛吸风唤雨,“前三头”与“后三头”的命运都与他相干。有人因他而逝世,有人因他而败,有人因他而名垂史册。

  凯撒死于西塞罗。

  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,虽然是凯撒的“继子”,精神之父却是西塞罗。在凯撒逢刺前的几个月内,西塞罗不断给这个年轻人灌注:刺杀暴君乃真英雄,血统越近越英雄。相当于中国的“大义灭亲”。最后,布鲁图斯一边挥刀冲向凯撒,一边吆喝着“西塞罗”的名字。此时元老院大家都在,就西塞罗不在。

  凯撒身后,西塞罗回头尽力凑合其继续人安东尼。良多罗马史家以为,挑起这场内战完整没需要。由于安东尼其实不想走专制老路,二心想和元老院共治罗马。他不只压住狂喜的军队为凯撒“馥郁”的恳求,还宣告不查究共和派刺杀者的义务。从人伦道义来讲,这是对凯撒的背离;从国家层里而行,是一个军头对共和次序的自动遵从。但作为共和派首领,西塞罗岂但不接招,反倒一边让共和派到西方行省招募军队,一边激励屋大维兵变。

  屋大维此时只19岁,属政治边沿人类。他是凯撒的财富继承人,但不是政治继承人。他想取安东尼而代之,便用私财招集了3000名老兵进军罗马。对安东尼的开法政权而言,屋大维的私军形同起义。他独一的指引,就是西塞罗能领导元老院将“反水”合法化。西塞罗怅然批准。他在元老院揭橥了一系列著名的《反腓力辞》,把安东尼定性为“动员内战”,把屋大维定性为“守卫共和”。

  由此,屋大维的小军队共同着元老院的雄师,在穆蒂纳战斗中击败安东僧。当心好汉气毕竟躲不住。元老院惊疑天发明,本人的数万大军更愿受屋大维的引导。胆怯之下,元老院即时解除屋大维的兵权。屋大维的政事生活本答到此停止,也没有会有迢遥的奥古斯皆。

  孤掌难鸣的屋大维,召唤西塞罗为“父亲”,请求与西塞罗错误竞选罗马执政官。他发誓发誓,入选后由西塞罗一人说了算,自己甘当马前卒。63岁的西塞罗端详着黄口孺子的屋大维好半天,又一次赞成了。这真是二天之德,因为执政官的年纪要求40岁以上,屋大维至多要等20年。

  在雄伟的否决声中,西塞罗以无可比拟的资格人脉,畅通了元老院,招募了大量选票。他押上了品德担保,“我起誓、我包管、我保证,‘小恺撒’必定会像明天一样,永远保持一个‘国民’的本质”。

  后面的事家喻户晓。

  屋大维中选执政官后,立即抛弃了西塞罗,转头与安东尼和谈,以“后三头”同盟朋分了罗马政权。安东尼恨西塞罗入骨,要求取其性命作为联手条件。屋大维当机立断地同意了。

  普鲁塔克记录下了这位雄辩家性命的最后时辰——他自觉地奔逃,在马车窗中一直回首观望追兵。安东尼的大兵们手起刀落砍下了西塞罗的脑袋,吊挂在他常常宣布弘论的讲坛之上[20]。正是在这个高台上,西塞罗一直疾呼,“要让刀剑听命于长袍,要让征战的桂冠让位于辩才”。

  这是罗马史上最震动人心的喜剧,是共和向帝制开幕的赞歌。西塞罗死后11年,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完败安东尼,成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。

  一个掌控罗马政坛多年的老政治家如何会上一个十九岁少年确当?致命伤正是罗马元老院的典范思绪。不求解决题目,只会摆弄权利。安东尼太强盛,就支撑一个强大的屋大维来制衡,而后再对屋大维履行掌握[21]。均衡节制,再平衡再控制,永远保持自己的主导权。他们疏忽了,此时的罗马人民和兵士,曾经腻烦了雄辩家的政治权谋,而将获取公平的盼望依靠在军头身上。

  西塞罗无法解决罗马人民的根本关切。如罗马的贫富分化问题;如士兵们流血终生分不到土地的问题;如腐败的外省总督与包税商勾搭发财而得不到监督的问题;如罗马城内数百年没有差人管理市政的问题。这些事,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,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。西塞罗的现存著述中,满是关于共和国原则、法律、公理的鸿篇大论,却没有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一项式样。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屋大维。他设立军事财库,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款,把士兵从多头依靠中摆脱出来;他在罗马首次创立了警员制度和市政官;他第一次派遣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行省一级财务官。

  凯撒也曾有过收拾国土的雄图。他想排干罗马邻近的庞普廷池沼,为数以万计的罗马贫农供给耕种的土地;他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,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进一步整合起来。这对于罗马控制东方行省十分重要。如果然能完成,会延缓日后的货色罗马分裂。但西塞罗其时口若悬河地批判说,这些工程与维护“自由”相比眇乎小哉。这些工程是专制君主“好大喜功”的意味,是迫令人民“流血流汗、苦当奴隶”的显明标记[22]。这也是后来西方学者批评古代中国的路数。巨型公共工程是孕育专制主义的温床。但正是京杭大运河,打通了南北中国,防止长江以南成为独立区域;正是建于400毫米等降火线上的长城,掩护了北方的浇灌农业而赡养了更多贫困生齿。

  不但雄辩家们滥用“自由”,军头们也滥用“自由”。在军头们眼中,“自由”的含意就是不受任何政治限制。罗马史书上常常瞥见,当某个派别把持了元老院,支持派就声称应派系正在“榨取自由”,名正言顺地起兵制反。庞培宣布掌控元老院的马略派是虐政,自己要捍卫自由,于是招募了一收私人军队,而私人招募公民兵是守法的;凯撒宣称庞培党危害了罗马人民的自由,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超越了卢比肯河,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;屋大维自己造反,却宣称是要把罗马从安东尼手中束缚出来,胜利后,在铸币铭文中将自己刻成“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”。

  史家塞姆说,在罗马史上,“重生共和”或“重塑自由”等标语可以付与任何暴力诡计以合法性和神圣性[23]。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利益,来决定什么是“自由”“合法”,挑选最有利的来由进行斗争。自由,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穷斗争的托言。

  罗马领有地中海世界的伟大财富,为什么不克不及拿出一部门极端处理贫富差异以避免国家分裂呢?史乘归咎于罗马贵族生活奢靡每天办宴会。这不周全。破产农夫虽在罗马乡下到处浪荡,但他们毕竟有一张选票。罗马在朝官一年选一次,贵族争相援助大型节庆、角斗与宴会,就是为了争夺这张票。办庆典总比调配土地轻易很多。

  贵族虽然富有,但年复一年的竞选花消仍旧不敷用。很多贵族因搞政治而破产,凯撒就曾短下一身债。因此,各行省的包税商、工程商、贸易商、高利贷商就开始纷纭露面。他们虽然不能直接登上前台,却能投资登上前台的代言人。

  西塞罗就素来主意“贵族与财阀共天下”(品级和谐)。他的文集中,到处可见为财阀们的法庭辩解词。而财阀们常常双方下注,不光投资元老,也投资军头。军头间的密约,没有一次不是在财阀的牵线拆桥中完成的。前三头和后三头的资助人中,充满了各种包税商和金融家。当军头们控制政局后,就把他们拉入了元老院成为“新贵”。罗马元老院的上限本来只有600人。凯撒上位后,将元老增加到了900名;后三头上位,增加到了1000多人[24]。

  财阀们的款项,络绎不绝流入了罗马军团,如猛火浇油,将党争演变成内战。军头们开始从行省直接截留税收以付出军费。庞培派、共和派搜索了亚细亚;凯撒派搜索了高卢和西班牙;后三头为了领取43个军团的军饷,把意大利本土再全部搜刮一遍,连茅厕都上了税。

  五十年中四次大内战,将全部地中海世界卷入无政府状况[25]。内战耗费的财富,远弘远于弥合贫富好距所需要的数额。凌乱失望中,罗马人民最终取舍了屋大维[26]。500年前,罗马正是因为仇恨王政才创建了共和国。500年后,罗马公民们却一步步投票给独裁。公元前49年,人民投票给恺撒当“独裁官”[27];公元前43年,人民投票经过了后三头[28];公元前27年,人民投票屋大维将共和酿成帝制[29]。

  这并非他们不爱自由,而是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同等、充裕和保险,自由的空话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关心。共和政治想要达成共鸣而不应用暴力,只能在罗马早期“中等冲突”时管用。当贫富差距扩展到没无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剂时,中等冲突就变成了您死我活的大分裂。弥合它的,不是感情抚慰,也不是票决政治,而是政治家们进行构造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。

  保卫自由的,从来不只是“自由”本身。

  第三章 西汉王朝

  (一)大一统:一体多元

 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同时。

 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正了秦制——继承了中转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,但给系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;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则,但去失落了肉刑;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,却奉行“无为而治”而让民间养精蓄锐。

  “文景之治”短短四十年,汉嘲笑从皇帝凑不齐四匹同色马[30],到食粮多得吃不完——“京师之钱乏巨万,贯朽而弗成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果,充满露积于中,至腐朽不成食。”为何会忽然变富?儒家经师们都说明为“以俭治全国”,仿佛皇帝省开花钱就可以让官方富有。仍是司马迁有目光,他说“国内为一,开闭梁,张山泽之禁,以是殷商大贾周流世界,买卖之物莫欠亨,得其所欲”。在打消盘据的广袤地盘上,用统一的笔墨、统一的货泉、统一的司法、统一的器量衡发明出一个宏大市场,用贸易将多少大经济地区地接洽起去。合作发生的生意业务驾驶让社会财产全体增加,又反过去增进了农业出产率的飞速晋升。培养那个同一基本的是秦代。只是秦朝拿它来弄政治,汉代拿它来搞经济。

  “文景之治”以黄老之道统摄“法家之术”[31]。道家思想最擅长将冰炭不洽的各方打通头绪。儒法之间,儒朱之间,得时时起,过期则退,不留名相。这种放弃“名实之争”的气宇,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。不过,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,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。巨商大贾周流天下,小农却大量破产[32];民间有周急振贫的侠义之士,也多了果断乡直的“兼并豪党之徒”[33];诸侯王们孕育了《淮南子》这样的人文经典,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“吴楚七王之乱”[34]。

 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。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。一是以推恩令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,重新完成下层“郡县化”,并在此基础上奠基了“大一统”的儒家政治;二是开端奠基了国家边境。

  儒家政治的重要根基,不是《论语》,而是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订正而成,讽刺诸侯,彰隐王道。在多个传本中,董仲舒所推崇的《春秋公羊传》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派。

  春秋公羊学的核心是大一统。从哲学上说,是天人感到;从政治上说,是中央集权;从制度上说,是文官治国;从伦理上来说,是三目五常。这套制度解决了“起于平民”的汉王朝为什么能“君权天授”的合法性问题。最可贵之处,在于既塑造了权力,又约束了权力。中国的“奉天承运”和西方的“君权神授”不同。罗马的“皇帝神格化”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,但“神意”和“民心”有关。在古代中国,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。天子对人民好,“天”才认其为“子”,对人民不好,天就发出成命,另付他人。“其德足以安泰民者,天予之;其恶足以贼害民者,天夺之”[35]。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畏敬之心,董仲舒还加上了“灾同”说。凡是有天灾,皇帝就要抚躬自问,看自己有无做错的地方。于是,天子、天命和民心形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,天子管天下,天命管天子,民心即天命。它夸大“权力”的最终来源是“责任”。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,不尽责就会落空权力合法性。怙恃不尽责,后代绝亲不为不孝;君主不尽责,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[36]。“有道伐无道,此天理也”[37]。

 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括政治道德,也包露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。例如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[38]的仁道;比方“反躬自厚、薄责于外”[39]的恕道;例如“父子兄弟之亲,君臣上下之谊,耆老长幼之施”[40]的亲亲尊尊之道。但任何思想体系都不能过度。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讳科学;三纲五常一适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;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。但在阿谁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,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进程,只能是边建设,边批判,边创造,边完善。

  刘彻接收了董仲舒天人之策。

 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。在此之前,都是世家子做官,商人之家也偶然可以“赀选”。这与罗马开端相似,都是“贵+富”政治。但从他开始,官府从民间觅找既理解“当世之务”、又能够尽孝守廉的豪门之儒[41]。推荐的责任在父母官。如果不推举,就要治“大不敬之罪”。这是件非常辛劳的事,一道诏书传到边疆要四十天,再组织基层的热士依靠驿站系统前去都城开始“问策”,则要七个月之久。但这个合腾很值。刘彻一旦有不少布衣名臣都是靠读透一册《春秋》而成为公卿。日后,凡想做官的权贵之后,都得力争上游学好儒家伦理。

  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。刘彻清楚,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,不能仅靠门阀富豪,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致、最有道德、最有知识、最有责任心的人,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。秦朝基层都是法吏,会用酷刑峻法,但不懂教化人心。刘彻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,实现了“治理与教养”合二为一。从此,地方的郡守、县令,不仅要负责治理,还要负责建黉舍化风气。察举制亦有很多弊病。比如师生流派之攀援,比如儒生与引荐人之勾结,到东汉还发展出了“四世三公”经学门阀。真正的公平,要比及几百年后的隋唐科举制诞生。但汉的察举制毕竟先迈出了一大步。

  刘彻还创造了“刺史制度”以束缚文官。即设立一批县处级小刺史,不按期巡视郡县“六条问事”[42]。一是针对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;二是针对地方文官的职业操守。这是历代中央监察制度的开始。

  说刘彻“免除百家、独尊儒术”实为曲解。他用董仲舒的同时,还用了法家张汤、商人桑弘羊、牧业主卜式,甚至匈奴王子金日磾[43]。这些人,虽读春秋,但并非全然的儒生书生。国家设立的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,民间则是法、墨、刑名、阳阳四处着花。西汉政治从思推测实际都是多元的。既然多元,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?因为没有一体,只靠多元互搏平衡,最终还会分裂。而只有“大一统”才能将多元的思想会聚在一个共同体内。

  文化上就是如此。齐国早不存在,但齐国的“月令”成为汉的“政治时间”,中国两大神话系统之一“蓬莱”,正是出自齐地;楚国早不存在,但伸原歌唱过的楚神“太一”成为汉的至高神,宓羲、女娲、神农、颛顼、回禄,成为汉人共同的先人神;汉皇室是楚人血脉,刘邦的微风歌,刘彻的金风抽丰辞,都是楚歌,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,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生于赵国中山。考古学家们在南方长城,发现了楚风的铜器与漆器;在长江以北,发现了匈奴草原作风的植物牌饰[44];在从河北到广西的汉代铜镜上,发现蜀地开创的格式和铭文[45]。大一统并没有形成地方文化的灭亡。地方文化反而超出原生的界线,在更大范畴内传布。只要永远保持开放,统一之上也能多元。华文化之以是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,是因为汉将多元甚至盾盾的思维、制度、文化和人群,最终融为一体。

  一体多元,是汉的精神。

  (二)史官制:天下人心

  很多人常非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“公权力”保持“绝对自力”的西法知识分子。唯一有点濒临的人物是司马迁。他虽拜董仲舒为师学儒,但愈加推重黄老道家,加倍爱好自由听任的商业社会,加倍赞成文景的“有为而治”。他《史记》里的刺宾、游侠、商人享用着和达官贵人等同“列传”报酬。他敢于批评汉武帝[46],还勇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行侠仗义,因而被判奖宫刑。

 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。宫刑之后,出于君道,汉武仍录用他为中书令,相当于贴身布告;出于臣道,他依然秉笔挺书继续颁发看法。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,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“推恩令”大加赞许,认为是解决骚乱本源的伟大举动[47];他毕生贫寒,但从不恩富,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掌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“椎埋去就,与时俯俯,获其赚钱”[48];他被苛吏熬煎,也没有记恨法家,还认为法家政策照实行得好,也有“维永世之安”之后果[49]。

 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苦楚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评。因为“团体”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,他存眷的是整体,是“天下”。他批评公权力,不是因为锐意追求独立,而是认为对天下无害;他赞许公权力,也不是因为屈从淫威,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利。在天下眼前,小我得失全得放在前面。自由之上,如何尽抵家国天下之责任;责任之上,如何不掉精神之自由。不光破,还要立;不光提出差别,还应追求共同。个别自由和群体责任的对峙统一,是中国知识分子差别于西方的赫然特色。

  《史记》中不光批评了汉武,还写了刘邦之猜疑、吕后之乱政、各个元勋名将之微处,将汉的建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。《史记》一共只抄了两部,烧毁易如反掌。然而,从昭宣两朝开始,这部“谤书”竟成为官朴直式珍藏的国典。《太史公书》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。没有主动容纳的意识,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,是做不到的。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——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。历史相当于中国人的“宗教”,历史评价相当于宗教审讯。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。哪怕是元代与清代,皇帝可以杀个性史官,但从来不敢沉史官制度。撤销了,就不是华夏正统。

  中原正统就是中华道统。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暂安不会建立在纯洁威权之上,必须是各群体各阶级对道统的心坎认同。中华道统的中心是中容和。体现着一种准则,一种境地,一种法则,一种价值。圣贤有贤人之道,而君有君道,臣有臣道,将有将道,商有商道。始终到琴棋字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各个方面,都有道。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,对一切事物都要评面一番。拿两汉臣道为例,霍光、王莽、诸葛明都是势可倾国的权臣,在士民气中评点完全不同。王莽虽号称儒家,但其篡汉是为私而不为公;霍光出于私心两易皇帝,但为人太强横;诸葛亮固然国强,但不追求割据,宁肯失利也要“王业不偏偏安”。是为公还是为私、是保护大一统还是搞分裂,士民内心犹如明镜。史乘这么写,戏伺候也这么编。小道高悬,各类人都遁不过“道”的评判。军阀也要有“道”。如曹操虽对汉朝不忠,但也要以“周公吐哺,率土归心”为幻想,也要以“使天下无孤,不知几人称帝、几人称王”而自辩。至于像董卓这类无道无术的匪贼军阀,就如乱雨浮云而不值一评了。

  第四章 中西商道

  (一)暴政的累赘

  2017年严冬,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白色石壁上,发现了一幅摩崖石刻,苍古班驳、含混不清。经学者细心识别后,肯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“燕然山铭”。“燕然未勒归无计,羌管悠悠霜谦地”。无数书传中都说到“燕然勒碑”,却从没人找到正确的地方。作为古代华夏人最北之设想,人们终究看到真正的燕然山。

  这块碑文,对罗马也很重要。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,使北匈奴一起西走,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。两个多世纪后,匈人、东哥特、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冲破了罗马边防,崩溃了西罗马帝国。中国史家喜悲说匈人就是匈奴,西方史家不承认。虽然从人种上来说,匈人未必就是匈奴,但激起中亚草原民族大规模西迁的主因确定是匈奴。

 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? 2013年,米国古气候专家Edward R. Cook收集了中国青海的植物年轮数据,结合承平洋地区气候变化历史,提出匈奴的西迁与气候变化有直接关系[50]。原来,在公元二三世纪,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重大旱灾,游牧族群无法生计,要么南下中国,要么西迁欧洲。匈奴首选是南下,但与两汉打了两三百年后仍无法到手,只能西迁。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,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——罗马。恰好赶上西罗马的“三世纪危急”。风雨飘摇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“踩上最后一只脚”,西罗马就此崩溃,再没有统一过。

  如果两汉没有抵御住北匈奴的南下,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誊录。天气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,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巨大考验。秦汉罗马相隔万里,都面对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。两汉经住了磨练。

  汉匈之争了却于东汉,起始于西汉。西汉晚期就已涌现了气象变更的预兆。匈奴发地比年呈现雨雪大灾,畜生大量灭亡。文景时每跟亲商业一次,匈奴就能平稳十年八年。但从景帝终年、武帝早期开端,收财物送公主都不论用了,本年刚送完,来岁还来夺,抵触敏捷激化。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范围水患、水灾与饥馑,都靠举国体系硬挺过来了。是之内生力气消灭天灾,还是以侵掠游行转移天灾,表现着文明的可连续性。

  汉武帝即位7年后(公元前133年),不胜匈奴持续侵犯,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。最终卫青获得河套地区,设立了朔方郡;霍去病打通西域,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。正是有这两个基地,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要地。这个胜利十分高贵,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光。谁能捐款捐粮,谁就能做官。“入羊为郎”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。

  最大的为难收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。匈奴浑正王率四万部众降服佩服,汉武帝决议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。他诏令长安地域的商贾募捐两万搭车马给投诚的匈奴作“安家费”。但没有商人肯捐。刘彻怒极,要砍长安县长和五百商人的脑壳[51]。

  大臣抗谏说,匈奴为所欲为,我们消费了多数资财才克服。现在既然得了俘虏,就应当赏给死难战士之家做仆众以弥补。现在居然要用官府的财帛去供养,让汉地的良民去照料,就像赡养骄横的儿子一样,这是损害中国之根本[52]!

  汉武帝沉默片刻,不服从,仍然出钱安置好了这批匈奴部寡。只不外钱不是由国度财务(大司农)出,而是由王室内库(少府)出。这是懂得中华文化又一角量。有人说,汉朝开边与其余帝国殖平易近出甚么分歧,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仆从、还自掏腰包来赡养战胜者的“殖平易近者”?与汉匈战役前后足产生的,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藏战争(公元前149—146年),罗马将迦太基齐乡夷为平川,将屈膝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体卖为仆隶。

 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,而汉的开边都是揭钱,史书上批驳其“积蓄海内”。但汉朝要的是人心,而不是钱。匈奴部众只要诚恳归附,就是中国百姓,就要以仁义钱财待之,以换“远人归心”。这是儒家仁政精神。

  仁政的背担太繁重了。华夏和草本同受天灾,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——“掉时不雨,民且狼顾;岁恶不入,请卖爵子”。小农不能抗灾又不克不及免债,只好卖失落田宅。卖给谁?天然是卖给巨商大贾。汉朝出现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,与罗马“大土地农业”一样;投机商和大田主们素来“不慢国家之事”,也与罗马一样。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(“大者倾郡,中者倾县,下者倾乡里者,不计其数”)[53],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乞贷时,富户们感到朝廷一定打得赢而不愿借(“关东成败未决,莫肯与”)[54]。

  从文景开始,朝家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措施。一种是贾谊的“重本抑末”。这是典型的法家。《商君书》里应付“市侩”的手腕是十倍征税、制止贸易、把旗下店员都发配去建路等等,可商业是西汉繁华的基础,岂能又回到秦制暴政?另一种方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。这是典型的儒家。千般难题一招陈——减税,可加免了税,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接触?文帝景帝都难以决议确定,就这样继承熬下去。

 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。有工资他发了然一套既不退回秦制,也不加小农税赋,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式,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”。这小我,既非儒家也不法家,而是一个商人。

  (二)儒商的家国

  在景帝逝世前的最后一年,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,以特别才能“心计”(默算)进入宫廷做“郎官”。这一年他才十三岁。和长安不同,洛阳是商业都会,住民都“喜为商贾,欠好官吏”。汉朝也不让商人做官,做“郎”的资格只有郡守和将军的后辈才能享受。商人间家子弟能例外进宫很不容易。

  桑弘羊进宫是为了给16岁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。刘彻读什么书,他就随着读什么。刘彻微服野游,他就去侍卫。刘彻的侍卫大多成了名臣名将,他却二十年没获得重用。直到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。

 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,正在桑弘羊的谋划下,于公元前120年,做了一件让儒死们木鸡之呆的事——他任用了著名的年夜盐商东郭咸阳取有名的年夜铁商孔仅,主导了天下盐铁官营。陪读郎卒桑弘羊则以“盘算用侍中”,在内廷里予以合营。

  盐铁官营,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,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。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,官方经营就是垄断了最大财路。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,但帮国家搞把持盐铁的,竟是盐铁商家自己。这就偶了。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家,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。

  桑弘羊还发现了“均输法”和“平准法”。

  均输法,就是各地的“土贡”以本地最富饶之牺牲上交,再由官营收集运往密缺地区出卖。对民间而言,可以免旁边商的盘剥;对国家而言,亦在不增添农税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财力。平准法,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钱波动。某种商品价格过火上涨或下降,国家就向市场兜售或买进该商品,以平抑物价。而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皇帝在面貌时价稳定时下过一道限价敕令(公元301年),从商品到人为都划定了最高价格,结果失败了。朱理安皇帝在公元362年也试了一次,同样失败了。

  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,将各郡国疏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,铜钱都是用统一锻造的“五铢钱”。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,铜钱仍归各城市单独铸造。

 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,辅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祸和匈奴进犯,用“均输”“盐铁”之蓄积,既支付了战士俸禄也施助了北方饥民。“劣均输之畜、仓廪之积,战士以俸,饿民以赈”[55]。始创的宏观调控亦出缺陷。盐铁官营中,国营器物的规格经常分歧私用;均输平准中,官吏常常乱征收物产[56];告缗制度中,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,居然搞出了全民密告运动。桑弘羊在晚年承认政策初志与官僚执行效果的差距——“吏或不良,禁令不可,故民烦苦之”。虽有完善,但白璧微瑕。

 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。第一件大事是“假民公田”。公元前114年,他初次赴外向上任(大农中丞),就将从投契贩子和印子钱者手中充公下去的土地,从新租给无地的灾民耕作[57]。罗马也有公地轨制,即从驯服地盘中拿出一局部租给穷人。但仍挡不住显贵者的大批侵犯,以致公地愈来愈少,国家终极损失了调理才能。桑弘羊的“假民公田”(公元前114)与罗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调理被杀(公元前133年、121年)时光相距不近,一个成,一个败。

 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。汉朝设立河西四郡,原来只是军事点,正是在桑弘羊的倡议下,征发了六十万守兵河西屯田。这破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——“中国缮道馈粮,远者三千,近者千余里,皆仰食大农。”没有这个基础,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,丝绸之路就永远打欠亨。桑弘羊对西域比朝廷还要狂热。在刘彻暮年,桑弘羊还力主“屯田轮台”完全坚固西域。最后还是刘彻先废弃了,宣布《轮台诏》,命令“弃武归文”。

  一个巨商之子为什么如斯固执地为穷户分土地,为朝廷开西域?因为他读《春秋》。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路读了《春秋》、《鲁诗》、《尚书》。老年之后,在盐铁集会上笔战群儒时,他还能句句援用春秋大义和儒家典范。自刘彻开始从清贫儒生中提拔文吏后,民间儒学蔚然成风,不道“霸道”都邑被樵夫船夫嘲笑。没有如许的文化气氛,产生不出这批创造了“微观调控”的大商人们。和他共同搞盐铁官营的商人东郭咸阳与孔仅,也异样为朝廷奔走到老。

  桑弘羊一直保存着商人习惯。他不认为持家必须俭朴,反而自得地夸奖若何“善减筹策”朝廷的犒赏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饶[58]。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首都次序官查究。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,全部投入了东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灾,投入到了“警告天下”。他谨记儒家精神,却看不起儒生空口说(“不知乱世而善訾议”[59])。他的观念没错。汉朝贪图的成绩,没有中央财务体制,是基本无奈真现的。

  桑弘羊是商?是官?是儒?是法?他开启了一个永久的话题。商讲的任务,是寻求一个逾越任何约束的私家商业帝国?借是在独擅其身除外往兼济世界?这是中国商民气中永久的挣扎,带来了各类判然不同的命运。

  (三)商道的分殊

  和桑弘羊同时,罗马的头等巨商是与凯撒、庞培齐名的“前三头”之一克拉苏。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,镇压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。

  克拉苏是“罗马最富有的人”。普鲁塔克记载道,他致富的办法是,应用罗马没有消防队,自己建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。谁家的屋子动怒了,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便宜出售房产。如果房东允许,他就熄灭。假如不许可,到任由其烧光。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廉价卖给他后,他再加以整治,便宜租给本来的苦主寓居。就这样,他白手套白狼,买下了泰半个罗马城。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购置买卖,从意大利的栽种园,到西班牙的银矿,随处都是他购置去的奴隶。他死后的遗产,相当于罗马国库的整年支出。

  他从政后的大方,与做生意时的剥削一样惊人。他拿出财富的非常之一办庆典,给每一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米饭钱。这一票拉的,在公元前70年青松竞选成功,与庞培一同录用为结合执政官。巨大的凯撒冒死苦战了十年,才委曲与他俩并称“前三头”。

  克拉苏的名言是,不敷武装一个军团,就不能算作穷人。他死于带领罗马军团远征安眠帝国的途中,战役和死亡都十分勇敢,布满罗马风仪。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,而是为了自己——罗马的潜规则是,谁打下新行省,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边的财富。他没有成功,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,往外面灌满了黄金。

 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,在中国不可能出现。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敬,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。而在罗马,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,只要他的财饶富以搞定更多选票,都可以。

  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,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家、包税人、奴隶商人,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,但在罗马崩溃后,他们都没受硬套。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足妥协,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。

  近代以来,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本钱主义抽芽,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骨干上的主流。实则不是。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其支流,而是其内涵的重要部分;不是生成不足,而是天生早熟;不是主动接受了儒家,而是对儒家进行了本质性修改。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,商业亦可立国(“富国何须本农,足民何须井田”)。他认为,国家要建立大市场,会聚万货,让农、商、工、师“各得所欲,买卖而退”。他还说,国家没能让人民充裕,不是因为道德问题,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动。“有山海之货,而民不足于财者,商工不备也。”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“管子轻重之学”。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,用货币塑造价格,用利益机制来引诱社会行动,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教。这些思想是异常现代的。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。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,有很多原因,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。

  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,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。有人说,正是这种两重束缚,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。然而,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答复不可的问题:自利和利他的关系?杂粹自利能否主动达成社会共利?国家和个人的界限?自由经济是否离开国家主权?这些问题,中国2000年前就开始思考了。

  第五章 罗马帝国

  (一)上层与基层

  西汉王朝消亡时(公元8年),罗马帝国刚开初。创立罗马帝国的屋大维,和刘彻有着很多类似的地方。

  他们都是蠢才儿童。刘彻17岁即位,23岁同时开始立儒学挨匈奴,49岁前两件事都实现。屋大维19岁起兵,32岁时结束决裂,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扶植[60]。

  他们都是复杂的人。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简略之间摆动了2000年。说他是儒家,他行事却像法家;说他是法家,他又没有退回秦制;说他爱道家仙人,他又恰恰用儒家立国。屋大维也充斥矛盾。他与巨子协作,排挤了元老院;又与元老残党配合,毁灭了巨子。他保留共和国的情势,却变革其内涵逻辑,虽称元首,实为皇帝。他身兼多个文职,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,但18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。他没有建立明白的继承制度,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属内传承。

  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,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。在草创之初,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边境,任何单一的理论、制度、部署都不足为据。

 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,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

  屋大维很看重制度建设。除官僚、军队、税吏制度外,也很器重国家意识状态,希视以罗马早期的传统道德来凝聚人心,即对家庭、对国家、对本土神灵的虔诚与责任。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,屋大维也感化了一批文化大师。维吉尔模仿希腊的荷马史诗,创作了罗马史诗《埃涅阿斯纪》,构建了“罗马民族”的认同;李维写了《罗马自建城以来史》,总结罗马建城700年来的兴衰成败,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;贺拉斯的《讽喻诗》,批判当下的腐败风尚,号令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。

  而两人的门路与成果大纷歧样。

  屋大维树立了文官系统。为了战胜财阀对政治的损坏性,他勇敢吸纳财阀进进文官系统。骑士阶级可以从练习军官做起,进进税吏系统,最终出任行省的财政官,顶尖的能够进元老院。真挚完成了西塞罗的“贵族与财阀共天下”。与之比拟,汉朝的文官道路则是供与下层冷士。钱穆说,汉朝是第一个“布衣精神”王朝[61]。

  罗马帝国的文官,都集中在行省首府,更没有建立一杆子拉到底的基层政权。行省之下无官僚,上面是一堆占有自治权的王国、城市、部降,各自按照原本的制度运转。罗马差遣一个总督和多少财务官,主持税收、军事与司法,对行省下的公共办事和文化教导则一律无论。中央委派的财政官也只外行省而不下基层,更勤得设垂直治理的基层税吏,纳税就分摊给地方领袖。地方首脑对外地事务很有谈话权,总督时常按照地方气力派的愿看作定夺。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并不想正法耶稣,但是在犹太领袖们的强盛保持下,还是不甘心地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。总督不管事,也不承当公共经费。地方的乡村扶植和文化运动由本土殷商意愿掏钱。在中央政权衰败之后,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,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,谁收税都一样。英国粹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“由浩瀚自治市所构成的一个宏大的控股公司”[62]。

  归根结柢,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尽管上层,不管基层。罗马帝国,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,基层大众从来未曾被包括此中,更谈不上融会相通。如西方学者所言,罗马帝国文明有着非常丰硕和复纯的上层建造,经济基础却是简陋和简朴的“奴隶制大庄园”[63]。文化基础也如此。罗马的行省中,只有贵族、官僚能说拉丁语,基层干部基础上不会拉丁文,因为罗马从未想教他们。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,农夫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。也因此,屋大维苦心建构的“罗马民族认同”,跟着拉丁语仅停止在贵族圈里,从未到达基层人民心里。一旦上层崩盘,基层人民就各自觉展,把罗马抛到无影无踪。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,创建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。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,经由严格考察后召还到地方片面管理税收、民政、司法和文教。在居延汉简中,连一个在西域屯田的小吏,都被严格要求“能书管帐、治官民、颇知律令”[64]。文官还要特地读史书,写文明,练礼节[65]。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,还要担任公共文化生活[66]。郡守设学,县官设校,装备经师,教学文籍,缓缓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,散分解一个大文化共同体。即便中央政权崩付,基层的人民还是要誊写同样的言语,遵循同样的品德,拥有同样的文化。惟有这样的人民基础,大一统王朝才干屡次浴水更生。

  (二)政权与军权

  罗马与秦汉第二个不同在于军队与政权的关系。

  屋大维起于军队,他解决政权与军队的关系,仍旧是军阀式的。他先将最富有的埃及财政收归为“元首私库”(fiscus),再用私库之钱给军团发报酬。士兵虽不再是各将领的私军,但依然是皇帝的私军。这导致了一个单向规矩:一方面,军队属于能收回至多军饷的谁人人;另一方面,一旦皇帝发不出军饷,就得换一个能发饷的人当皇帝。果真,这种规则下的和平,在屋大维之后只维持了50年。公元68-69年的内战中,地方军阀都从行省赶到都城参加帝位纷争,各军团将领多次举兵篡夺中央政权。专家统计,“从屋大维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,均匀6年发生一次帝位更替。个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卫军和军队之手,占总额70%;只有12位皇帝属于天然灭亡,缺乏20%。”

  先是意大利本土兵为主的中央禁卫军操控皇帝。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合法继承人要行贿禁卫军才能即位。一旦禁卫军不满足其爆发便杀了再换新秀。最后发展到在虎帐前“拍卖”皇位,财阀和元老竞相出价。有胜选者当了60天皇帝而被杀[67](公元193年,朱莉亚努斯)。

  压抑中央禁卫军的,是边疆军阀。发家于边疆行省总督的塞鲁维王朝,遣散了意大利本土兵,率领外省军队占据了罗马。他们屠杀罗马的贵族和财阀,把充公的资产拿来发军饷。军队的赏银虽增长了一倍,但清心寡欲,塞鲁维王朝也灭亡于自己军队的暗害(公元235)。之后的罗马,50年内出现了23个皇帝,统治不到一年都死于叛乱。

  罗马帝国早期经济瓦解,出不起丰富的赏金,罗马人都不念投军,只能雇日耳曼蛮族看家护院。尔后,帝国的运气就控制在蛮族雇佣军领袖手里。最后攻下罗马的阿推里克、奥多亚克、狄奥多里克,都是蛮族雇佣军首级。罗马兴也军队,www.hg9399.com,亡也部队。塔西佗道,“罗马帝国的机密,便在于天子的命运现实上掌握在军队脚中。”

  罗马为什么无法控制军人干政?第一个重要原因是,罗马没有基层政权,因此军队代行着许多政权本能机能。行省总督们要凭仗军队的威势来保持治安与收税,收上来的税又变成了军饷。行省军队和税赋激增成为恶性轮回。如此,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,变成了代表地方的军阀。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,也不能管理民政。在完美的文官制度保证下,军队都是小农,战时征召为兵,战后复耕为农。边疆部队也是屯田为生,兵农一体,没有变成罗马军队如许固化的好处群体。

 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军人的“国家认识”有问题。孟德斯鸠说,因为军团间隔罗马太悠远,便忘却了罗马。“当军团越过了阿尔亢斯山和大海的时辰,战士们不能不留驻在他所征服的地方,逐步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种,而在手中把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气力很大,就不想再服从于他人了。于是兵士们这时候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,他们把自已的一切生机都寄予在将领的身上,并且和罗马的关系也更加冷淡了”[68]。

  并不是如此。汉朝与西域近万里之远,中距离着世界第二大流沙戈壁。但汉将班超手无寸铁仅靠千把集兵,凭着纵横捭阖的交际军事智慧,在西域诸国数十万军队围裹中,为东汉重修了西域都护府,买通了丝绸之路。西域各国与相邻的月氏贵霜等都城只尊崇他一人。他完全可以割据自重。但他为汉朝苦心经管西域30年后,只提出一个请求,就是归葬故乡,不带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。他的造诣,是在政治极端艰苦的情形下完成的。他的胞兄班固是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人人,跟随外戚窦宪驱赶北匈奴,草拟了《燕然山铭》,之后卷入窦宪宫廷案,以61岁高龄身故囹圉。此时的班超孤悬西域,前有未克之敌,后有不行测之政治危险。他不仅没为兄长之事埋怨,反而集中精神打下最艰巨一仗,彻底拿下了北道诸国,西域50国全部归附汉朝。战后,班超不可救药,每每上书哀求回归汉土而不见应对。他mm班昭上书讨情,这才在死前一个月万里回朝,总算“生入玉门关”。两汉像班超这样的将军另有许多,如卫青、霍去病、马援、窦融等等。

  有意义的是,班超放权乞归的这一年(公元69年),正是罗马边境军阀初次干涉中央政权的那一年(公元68-70年)。有人说,罗马武士可以干政,是因为罗马皇权是“绝对专制”,而汉朝皇权是“绝对独裁”。好像甲士不造反的唯一来由是遭到强力管束。更非如此。东汉黄巾之乱,名将皇甫嵩班师清剿,威震天下。那时弱主奸臣当道,有人劝皇甫嵩拥兵自重,不然功高震主后更会生命不保。皇甫嵩却说,“旦夕在公,心不记忠,何以不安?”“虽云多谗,不过放废,犹有令名,死且不朽”。他回到长安,放下兵权。

  在皇权没有强迫之力时,军报酬什么还要遵守规则?这并非害怕皇权专制,而是主动屈服国家秩序。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,但从来没成为主流。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产生了“儒将”传统。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,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,保证了长久稳定。虽时有重复,但总算渐成体制。海外汉学家们公认,“文官控制军队”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点。西塞罗的“让刀剑听命于长袍”的幻想,反倒在中国实现了。

  第六章 基督国教

  (一)“上帝之城”与“世间之城”

  西罗马帝国最后150年的主音律,是基督教。

  原始基督教,源于中东巴勒斯坦,是“渔夫和农民”的朴实宗教。这些底层贫民是罗马各行省从不在意的人群,也是拉丁语从未达到的人群。许多基督徒也不在乎罗马,他们属于“上帝之国”的兄弟,而不属于“红尘之国”的公民。他们拒绝服兵役,谢绝任公职,拒绝向罗马多神献祭,拒绝向皇帝的雕像燃喷鼻膜拜。

  罗马本土的多神教,没有严正的道德标准[69],无法约制罗马社会堕落。罗马堕落源于富有。毫无控制的个人吃苦成为了社会风气,婚姻家庭责任周全瓦解,国家居然要靠立法来对单身施以重罚,要靠公事员升职来对婚内生子予以嘉奖。多神教已从宗教变成了文娱[70],富朱紫家费钱祭神,民众参会取乐,有事求神,无事享受。

  罗马越腐化,基督教越高贵。罗马国家对底层穷人、孤儿寡母、残疾病人充耳不闻,只有基督徒们全力以赴去养老存孤,去访贫问苦,去照顾疫疠死者。再今后,不但是平民,有点理想追求的精英都开始信基督。如30岁就出仍旧大利总督的贵族安布罗斯,信教后放弃官职,散尽家财分给穷汉和教会。如生于意大利巨贾之家的膏粱子弟法兰西斯变卖产业,脱细布长袍、赤足讨饭捐献,“方济各会”由此而来。

  多神教以宗教宽紧为傲,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,但分歧神灵的祭司步调一致,多元缺一体。基督教却规律严正,在遥远都会和蛮族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,在军队与宫庭中也发展了大批信徒,在罗马的躯体内构成一个日趋强大的“隐形国家”。

  对这样壮大的组织力和精神力,罗马起先觉得害怕,禁止了300年屠戮迫害。公元313年,君士坦丁大帝转而怀软,否认基督教合法,乃至付与主教司法权,愿望将“凯撒”和“上帝”统一路来。公元392年,狄奥多西皇帝正式建立基督教为国教,捣毁多神教的神庙。

  罗马为什么要以基督教为“国教”?有史家说,是为了争取基层大众和平民兵士的支持。还有史家说,是因为多神教的神太多了,每一个军天然反都宣称自己是某个神的后嗣,一神教更有益于塑造相对皇权。不论是哪种,罗马皇帝们的欲望都失了。

  在君士坦丁发布基督教正当的40年后(公元354年),罗马的北非止省努米底亚一个罗马黎民家庭,出生了一个孩子。这个孩子依照罗马粗英形式,体系进修了拉丁语、希腊语、雄辩术、玄学,特别痴迷于维凶尔的史诗和西塞罗的政论[71]。当他第一次浏览《圣经》时,因其说话粗陋而斥“这部书和西塞罗的高雅文笔相较,实是难望项背”[72]。他深研新柏拉图主义,也长久信仰过摩尼教。不管哪一种,都带着罗马式的慧辩。他的公生涯也有罗马时髦——14岁就和一位底层男子婚外生养了私生子。

  30岁那年,他去了米兰在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内当公共报告家,歌颂皇帝,宣讲政策。罗马老政治家西马库斯认为他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“火焰传承人”。但是,劣渥的生活,自由的思想,宽松的情况,极低的私德门坎,都无法弥补贰心灵深处的缺憾。当他再次阅读“语言粗陋”的《圣经》时,却阅历了一个无法言说的“神启时刻”。从此,他就变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。他用已学成的希腊罗马知识,将基督教原始教义发展成庞大的神学体系。他的原罪、神恩、预约论、自由意志等思惟,成为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。厥后中叶纪简直所有的西方神学,都是给奥古斯丁做注解。

  被视为古典文明火种的精英,回头就开始清理希腊罗马。曾经的他为西塞罗的政论嗤之以鼻,皈依后的他改称西塞罗为“半吊子哲学家”;已经的他为维吉尔的史诗热泪滂湃,唤作“咱们的诗人”,皈依后的他改称维吉尔为“他们的墨客”;曾的他为《埃涅阿斯纪》中的英雄占领反侧,皈依后的他说,罗马祖先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废墟上挽救返来的祖先神,连特洛伊都保护不了,如何能保护罗马?

  公元410年,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攻陷了罗马,洗劫了三天三夜,被称为“永恒之城的塌陷”。罗马民间出现了一种呼声,认为这是因罗马抛弃了自己的多神教而信奉外来基督教所遭致的“报应”。奥古斯丁义愤填膺,写了《上帝之城》予以驳倒,并彻底否定了罗马文明。他说罗马建城的罗慕洛斯杀掉兄弟而得国不正,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。罗马的太阳神、战神和美神没能禁止罗马人性德废弛,也并没有招架蛮族入侵,毫无用途[73]。他引用西塞罗《论共和国》,责备罗马从来没有实现正义,从没实现“人民的奇迹”[74],因此不是共和国,只是一个“缩小的匪帮”[75]。他甚至全盘否认了早期罗马战士“爱国即荣誉”的精神,认为所有的光荣应该归于上帝[76]。连罗马早期的节制、谨慎、坚贞都不是美德,只有基督教的信、望、爱才是。

  奥古斯丁最后总结说,罗马的沦陷是罪有应得,基督徒最末的期许是上帝之城。而教会恰是天主之城的代表。

  (二)“国家之恶”与“国家之善”

  奥古斯丁为什么称罗马国家为“匪帮”?考虑到罗马帝国犹如“控股公司”的组织形式,考虑到长达200年乱军分菲薄的中央政权,斟酌到上层精英对于底层人民的抛弃,奥古斯丁用“匪帮”描画迟期罗马可能有一定原因。

  但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看,罗马再欠好,也是母国。恨其腐烂,莫非不应当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,使之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?异族入侵时,岂非不该该先解甲归田保卫家国,等天下升平后,再去追求宇宙真谛?怎样能在还没有尽到改造国家责任之前,就全然抛弃打垮。说到底,基督教虽被罗马奉为国教,但从未与罗马血脉相连。

  这是汉朝与罗马又一不同之处。一方面,儒家政治的道德伦理严格于罗马多神教,“孤苦伶仃皆有所养”是从政者的天然责任;另外一方面,法家的基层治理远胜于“控股公司”,不管是精英还是人民,从不认为“国家长短公理的匪帮”。这不是靠说教能达到的,只有在事实中见过“好的国家”,人民才会拥有久长记忆。

  一神教在中国很难像在罗马那样发展。因为儒家信奉涵盖天理与人伦,文官组织又贯穿精英与人民,没有留给任何一神教像罗马那样的空间。更重要的是,儒家敬鬼神而远之,以人文理性立国,中华文明是常见的不以宗教做基础的古代文明。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,都必须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热,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协调共处。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,佛教传入中国。三百年后遇上五胡乱华,北方胡族政权大多信奉佛教,而所有胡族帝王都主动选择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,都主动争取华夏正统,都没有变成佛教国家。中国对释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草率,要么屠杀弹压,要末通盘接受,而是产生了中国“禅宗”。

  中国很难产生奥古斯丁这种宗教家。因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离开人间而存在,中国的天道却要在人间实现才算数。儒家知识精英很难认外族教大于国家,反倒认为,国家有难时“豹隐”才是“非义”。“以豹隐为非义,故屡退而不去;以仁心为己任,虽道远而弥厉”。因为儒家意识和国家已融为一体。儒家的“教会”就是国家自身。在儒家精神浸潮下,中国化宗教都对“国家价值”有着深入认同。玄门一直有着致天下宁靖之蓝图,释教也认为当政者治理好国家的好事毫不亚于当一个高僧。国家观念外还有哲学观念。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哲学既有个体也有整体。但经中世纪一千年的神权压制,招致宗教改革后的“集体意识”反弹到另一个极其,此后的西方哲学执着于“个体意识”和“对抗整体”。中华文明从不曾以宗教立国,没有神权压榨,也没有对个别的执念,所以中国哲学更存眷整体秩序。

  自基督教与罗马国家分离之后,残余的罗马常识份子,不再背诵维吉尔和西塞罗,剑术和《圣经》酿成了进身本钱,主教职位更能获得位置势力。罗马的地方贵族,也不逃求“收复罗马”,而是当场转化为新的封建田主。罗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继承。罗马之后再无罗马。

  中国东汉末年大乱不下于罗马。上层太监外戚奸臣党争轮流权斗,基层百万黄巾军大叛逆。此时,执政堂上,总站着一批杨震、陈蕃、李膺、李固、范滂这类的奸臣士子,掉臂身家安危,成为乌夜中的盏盏孤灯,最后死无葬身之地。在草泽当中,总生出一批桃园结义刘关张之类的引车卖浆,主动为国家兴亡尽黎民之责。他们永不扔弃国家永不摈弃道义。这是中国士民的支流。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昏君治臣,从已阻断过这一主流。这一主流,虽没能转变两汉灭亡的结果,却始终下悬出一个价值不雅。任何逐鹿天下之人,都必需遵照这一价值不雅。士民信奉倒逼着豪杰抉择。

  有人说,中国哲学中没能产生西方自力自在,是妨碍政治古代化的精神缺点。实践上,现代西圆政治中把“国家当做恶”的“悲观自由”精神,不是来源于企图活动,而是起源于基督教中“上帝之城”与“人间之城”的分别。基督教将“罗马国家”视为恶。到最后,上帝教会也被视为“恶”而被宗教改造攻打。除了上帝之外,在“众生皆功臣”的红尘间,没有任何由“人”构成的机构有资格领导其别人。从洛克的维护独有产权的“无限当局”,到卢梭的基于私人意志的“社会左券政府”,再到亚当·斯稀只能做“守夜人”的当局,都是为了防备国家之恶。

  而中华文明是信任“国家之善”的。儒家相信人道有善有恶,只有见贤思齐,化性起假,总可能经由过程自我改革,建立成一个更好的国家。就像“国家之恶”的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样,“国家之善”的观点也不是平空产生。两汉儒法并行后的乱世影象,又将“好国家”的信心传了下去。

  结篇

  吕思勉说,“秦汉之世,实古今转变之大要害也”。对此转变,毁者赞为“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”,誉者谤为“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”。

  “东方专制主义”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界说,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仆人对奴隶,拥有随便处理的无限权力,不需遵循任何法律。但当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,仅限于埃及波斯;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,仅限于蒙古沙俄,对“东方之东”的中国,几乎毫无认知。只管早在亚里士多德界说“专制”二十多年前(公元前350年),中国的商鞅变法就已实现了“编户齐民”、“一统于法”的郡县制度。

  欧洲最后了解中国,是经由过程明浑来华布道士们带回的信息,造成了短久的“中国热”。凡是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衣着中国服拆;塞纳河畔民众争看皮电影;淑女养金鱼,命妇乘肩舆。由此激发了两派大师的争论。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“崇华派”。他想“托华改制”,把自己的书房称为“孔庙”,给自己取笔名叫“孔庙大掌管”;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“科举取士”相似柏拉图的“哲学王治国”;魁奈认为“中国的制度建立于理智和断定不移的功令之上,皇帝也要谨慎遵守。”另一片是孟德斯鸠为首的“贬华派”,为了指鸡骂犬否决法王的“绝对王权”,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。同样是君主统治,西方人可以叫“君主制”(monarchy),而中国人只能叫“专制”(despotism)。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,而中国没有。他不了解对中黎民主加以制约的是规模庞大的文官体系(“皇权与士医生共天下”),不了解相权分治、行封驳事、史官监视、言官谏议等制度设想。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,是中西方国家管理体系的根天性不同。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“东方专制”进行批判。他说,即使是西方的君主虐政,也要远胜于“东方专制”[77]。再厥后,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,东方天然是落伍、停止、奴役;西方自然是先进、自由、文明。这些批评中国的大师们,除了从布道士那儿耳食之闻,没有一人去过中国,没有一人看得懂中文,没有一人研究过中国历史,甚至没分清有若干种“东方文明”。巨匠们对中国政制的博古通今,却被很多中国人自己认真了。

  除了“东方专制”这条脉络,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。好比马克斯·韦伯。他说中国事“家产官僚制”,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,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,说念书人科考做官是对“官职俸禄”的投资,等待成为“包税人”,上交完正税配额后的钱全归私人腰包。这不合乎根本史实。从汉代开始,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(大司农)和皇家财政(少府),皇帝从不必私钱付出俸禄,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。从秦朝开始,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,“包税人”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。韦伯描述的情形倒完满是罗马皇帝与家臣、与军队、与包税人的关系。对这类误判,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,因为西方很少认真聆听过中国。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央。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。本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,只是因为中国产业化成功的现实使他们回头看看罢了。

 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意识本身。中国近代以来,许多改革者都在“自由”与“专制”间挣扎。如梁启超。戊戍变法失败后,他前后写了《拟讨专制体檄》与《中国专制政治退化史论》,一边说“专制政体者,我辈之公敌也”,号召人民“破坏而齑粉之”;一边又承认,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、诸侯藩镇手里牟取治权的踊跃一面,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。之后,他拜访米国,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裁减水师的两次演讲中谈到“彼中国者老拙病笃,欧洲列强当共尽权势于东亚大陆,而米国亦可同时扩其幅员”时,通宵不眠“怵怵焉累日,三复之而不能去”(《新大陆纪行》,1903年)。梁启超便又写了一篇《开辟专制论》(1906年),说中国古代儒、法、墨三家都是“开明专制主义”[78],儒墨重民本,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;法家重国脉,类似于专丹与马基雅维利。梁启超的矛盾与变化,反应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,一方面又对西方森林法令无法认同的悲苦心路。

  秦汉与罗马,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,各有高峰低谷。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,也不能用自己的顶峰去比他人的低谷。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长处,从低谷中领会到相互的缺陷,再寻觅各自改进之途。中国历史远非白璧无瑕,不然就不会在近代遭受惨败;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,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。

  罗马之独特价值,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。罗马史家林托特说,“这个社会容许其最无能的公民以辽阔空间实现自我、成就伟大。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:界限以内,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”。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,而在于冲突得到了界限,又没有“一体”来予以调节,最终致使大分裂。“冲突政治”最要命的就是连合需要内奸。西方史学家们认为,罗马政制一旦消除了外敌,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上风和统治地位时,一切平衡的身分都开始越过应有的“界限”而开始崩裂。罗马之衰落,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。

  两汉的奇特价值,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。一体保证凝集,多元保障活气。易在同时坚持一体与多元。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,就开始僵化。当多元完全压服了一体,就开始分裂。秦亡于“法家压倒所有”,西汉亡于“儒家首屈一指”,东汉亡于高低层同时候裂。若何同时驾御“一体”与“多元”,是中国政治的永久课题。

  在实在的世界里,没有一种政治制度,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。制度施展利害,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。因此每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,在于能否动力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,又能挖补其缺陷的人。今天,在于是不是能培养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,又能脆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。

 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。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“现代化”和“重新审阅自己”的痛苦中。然而,他们势必完成现代化,也必将开始报告被现代化一时掩蔽的古老价值。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,就会为所有陈旧文明互融互鉴开拓出一条近路。

  东方和西方,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,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。但我们依然可以磋商着来。

  *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”一书的媒介。

  注解:

  [1]参见:福山著,毛俊杰译,《政治秩序的来源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4年版;福山著,毛豪杰译,《政治秩序与政治没落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年版。

  [2]参见:H.L.Lee.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. Foreign Affairs, 2020, 99(4): 52-64.

  [3]参见: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《湖南龙山里耶战国——秦代古代一号井挖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2003年第1期,第4-35页;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《湘西里耶秦代翰札选释》,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第1期,第8-25页;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里耶发挖讲演》,长沙:岳麓书社,2007年,第179-217页。

  [4]参见:陈伟主编,《里耶秦翰札校释(第1卷)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2年版,第7页。

  [5]参见:《里耶秦简·吏物故名籍》,简8-809;简8-1610;简8-938+8-1144。

  [6]参见:A.H.M.Jones,The Later Roman Empire, Blackwell, Oxford, 1964,284-602.

  [7]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·地舆志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309页。

  [8]参见:芬利著,晏绍祥、黄洋译,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VII页。

  [9]马基雅维利认为,是“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和睦,促进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”。参见:马基雅维利著,冯克利译,《论李维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版,第56页。

  [10]参见:Nic Fields, 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-31 BC, p.53.

  [11]参见:特奥多尔·蒙森著,李稼年译,《罗马史》(第四卷)商务印书馆,1994年版,第287页。

  [12]参见:Nic Fields, 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-31 BC, p.53.

  [13]参见:崔瑞德、鲁唯一编:杨品泉等译,《剑桥中国秦汉史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2年版,第211页。

  [14]参见:H.F 乔洛维茨、巴里·尼古拉斯著,薛军译,《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》,商务印书馆,2013年版,第4页。

  [15]参见:马基雅维利著,冯克利译,《论李维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版,第142页。

  [16]参见:芬利著,晏绍祥、黄洋译,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83页。

  [17]参见:马基雅维利著,冯克利译,《论李维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版,第143页。

  [18]参见:芬利著,晏绍祥、黄洋译,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140页。

  [19]参见:西塞罗著,王焕生译,《论共和国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,第3页。

  [20]参见:普罗塔克著,席代岳译,《希腊罗马名流传》(下),吉林出版团体,2009年版,第1581页。

  [21]参见:Cassius Dio,The Roman History: The Reign of Augustus ,Penguin,1987.

  [22]参见:伊美莎黑·罗森著,王乃新等译,《西塞罗传》,商务印书馆,2015年版,第262页。

  [23]参见:罗纳德·塞姆著,吕厚量译,《罗马革命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212页。

  [24]参见:罗纳德·塞姆著,吕薄度译,《罗马反动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257页。

  [25]参见:罗纳德·塞姆著,吕厚量译,《罗马革命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19页。

  [26]参见:塔西佗著,王以铸、崔妙因译,《纪年史》,商务印书馆,1981年版,第3页。

  [27]恺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回以后初次受任此职。拜见:特奥多我·受森著,李稼年译,《罗马史》(第四卷),商务印书馆,2017年,第447页。

  [28]公元前43年,安东尼、屋大维和雷必达在波伦尼亚四周会见,达成协定,史称后三头政治同盟。是年11月,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,受权联盟公布法则和任命高等官员,统治国家5年。

  [29]“就是这个屋大维——他更加人所知的是在公元前27年接受‘奥古斯都’的名称——平日被说成是第一位罗马皇帝”。参见:H.F 乔洛维茨、巴里·尼古拉斯著,薛军译,《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》,商务印书馆,2013年版,第4页。

  [30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平准书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2344页。

  [31]参见:蒙文通著,《蒙文通文集·古学甄微》,巴蜀学堂,1987年版,第284页。

  [32]“失机不雨,民且狼瞅;岁恶不入,请卖爵子”。参见:贾谊著,《贾谊集》,上海人民出书社,1976年版,第201页;“因而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”,参见:晁错散解释组,《晁错集正文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版,第31页。

  [33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平准书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2352页。

  [34]西汉初年,中央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15个郡,仅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。而诸侯大的如齐、楚、吴等,每人都有五六个郡,几十个城。汉景帝时,吴楚七国之乱。汉武帝时,也有淮南王、衡山王之乱。

  [35]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273页。

  [36]“胁宽社而不为不敬灵,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,辞女之命而不为不启亲,尽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,义矣妇”。拜见:凌曙注,《年龄繁露·精灵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98页。

  [37]参睹:凌曙注,《秋春繁露·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274页。

  [38]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918页。

  [39]“春秋刺上之过,而矜下之苦,小恶在外弗举,在我而诽之。以仁治人,以义治我,躬自厚而薄责于外,此之谓也。”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·仁义法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313页。

  [40]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913页。

  [41]“吏民有明当世之务,习前圣之术者,县次绝食,令与计偕”。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17页。

  [42]“一条,强宗豪左,田宅逾制,弱肉强食,以众暴众。二条,二千石不奉圣旨,遵承典制,倍公背私,旁诏守利,侵渔百姓,剥削为忠。三条,二千石不恤疑狱,风厉杀人,怒则任刑,喜则任赏,搅扰苛暴,剥戮黎元,为庶民所徐,山崩石裂,妖祥讹言。四条,二千石选置不平,苟阿所爱,蔽贤辱顽。五条,二千石后辈恃怙枯势,拜托所监。六条,二千石背公下比,阿附豪强,通行货赂,割缺政令”。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623-624页。

  [43]“卜式拔于刍牧,弘羊擢于贾横,卫青奋于仆众,日磾出于降虏,汉之得人,于兹为盛。儒俗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女宽,笃行则石建、石庆。度直则汲黯、卜式。推贤则韩安国、郑事先。定令则赵禹、张汤,作品则司马迁、相如,幽默则东方看、枚皋,应答则严助、墨购臣,历数则唐都、洛下闳,协律则李延年,运筹则桑弘羊,奉使则张骞、苏武,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,受遗则霍光、金日磾,其他弗成胜纪。”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998-1999页。

  [44]参见:黄展岳,《对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》,考古与文物,1996年第2期。

  [45]参见:郑君雷,《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前人类学考核》,广西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第40卷第2期,2018年3月。

  [46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汲郑传记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100页。

  [47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1492页。

  [48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662页。

  [49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1437页。

  [50]Edward R. Cook提出了一种关于气候机制的假说,4世纪中亚涝灾的发生与匈人(the Huns)第一次向西迁入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发生。参见:Nicola Di Cosmo, Neil Pederson, Edward R. Cook: “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: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(744–840) with Paleoclimate Data,”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, XLVIII: 4 (Spring, 2018)。

  [51]“上怒,欲斩长安令……又以微文杀蒙昧者五百余人”。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113页。

  [52]“臣笨一名陛下得胡人,皆认为奴仆以赐参军死事者家……古纵不能,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,实府库赏赐,发良民侍养,譬若奉宠儿。……是所谓‘庇其叶而伤其枝’者也”。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113页。

  [53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622-7623页。

  [54]“吴楚七国兵起时,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,赍贷子钱,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,关东成败未决,莫肯与”。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620-7621页。

  [55]“战士或不得禄,而山东被灾,齐赵大饥,赖均输之畜、仓廪之积,战士以俸,饥民以赈”。参见:王利器校注,《盐铁论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2年版,第27页。

  [56]“有者半贾二卖,无者取倍称之息”。参见:晁错集注释组注,《晁错集注释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版,第31页。

  [57]秦汉的土地制度中,同时存在国家拥有的“公地”和个人拥有的“私地”。国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赁,虽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,但能够弛缓土地兼并。北魏和隋唐之盛世,正是与授田制相始终;但每当国家落空公田这一调节手段的时候,也就进入了王朝衰败的周期。

  [58]“车马衣服之用,老婆仆养之费,量力而行,俭节以居之;俸禄赏赐,一二筹策之,积浸致使富成业”。参见:王利器校注,《盐铁论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2年版,第219-220页。

  [59]参见:王利器校注,《盐铁论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2年版,第595页。

  [60]参见:Nic Fields, 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-31 BC, p.53.

  [61]参见:钱穆著,《国史纲要》,商务印书馆,1991年版,第128页。

  [62]参见:芬纳著,马百亮、王震译,《统辖史》(卷一)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版,第362页。

  [63]参见:佩里·安德森著,郭方译,《从现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1年版,第137页。

  [64]参见:佛雷德里克·库珀著,柴彬译,《世界帝国史》,商务印书馆,2017年版,第32页。

  [65]“学史书、读律讽令,治作情奏,习对向,滑习跪拜”。参见:黄晖撰,《论衡校释》,中华书局,1990年版,第1123页。

  [66]“郡国曰学,县道邑侯国曰校,校、学置经师一人”。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248-249页。

  [67]参见:Cassius Dio, lxxiv, 17.5; Historia Augusta, DidiusJulianus, 8.8.

  [68]参见:孟德斯鸠著,婉玲译,《罗马盛衰起因论》,商务印书馆,1995年版,第48-49页。

  [69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53页。

  [70]参见:特奥多尔·蒙森著,李稼年译,《罗马史》,商务印书馆,2017年版,第184页。

  [71]参见:奥古斯丁著,周士良译,《忏悔录》,商务印书馆,1996年版,第40页。

  [72]参见:奥古斯丁著,周士良译,《懊悔录》,商务印书馆,1996年版,第41页。

  [73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79页。

  [74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76-77页。

  [75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144页。

  [76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201页。

  [77]“鞑靼人摧毁了希腊帝国,在被征服国家中履行奴役。哥特人征服了罗马帝国,四处建立君主政体,确立自由。”参见:孟德斯鸠:《论法的精神》,许明龙译,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,第324-325页。

  [78]参见:梁启超著,汤志钧、汤仁泽编,《梁启超选集》,第5集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8年版,第297-357。 【编纂:黄钰涵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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